《——【·前言·】——》
1934年10月，8.6万红军连夜渡过于都河，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 这支队伍不是主动出击，而是被逼上了绝路。
很多人以为，逼走红军的是国民党的百万大军。真相远没有这么简单。真正让红军陷入绝境的，是一条从党内生长出来的错误军事路线。
四战四捷
1934年4月，广昌城外炮火连天。 国民党7个师加1个炮兵旅，外带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把红军修筑的工事炸得粉碎。前线阵地上的红军战士，一个营一个营地打光，整整18天，伤亡高达5093人。 这个数字占到了参战兵力的四分之一。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国民党兵力这么强，红军输了也正常吧？
不正常。 先别急，往前翻几年看看。
1930年到1933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了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第一次围剿，10万大军压境，红军4万人，赢了。 第二次围剿，20万大军，红军3万多人，又赢了。第三次围剿最夸张，30万敌军扑过来，红军依旧只有3万出头，照样打得对方丢盔弃甲。 第四次围剿，敌军兵力继续增加，红军还是赢了。
四次围剿，次次都是敌强我弱，次次都是以少胜多。 靠的是什么？
两个字：运动战。
诱敌深入，不跟你正面硬扛。等你拉长战线露出破绽，集中优势兵力猛扑一路，一口吃掉。 打完就走，绝不恋战。敌人想追，追不上；想围，围不住。这套打法，是毛泽东在多年实战中摸索出来的。 灵活、机动、出奇制胜，完全贴合红军装备差、兵力少的实际情况。
遵义会议后通过的决议，专门总结了这套战略战术原则，明确写道：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 这是经过四次实战反复验证过的成功经验。
可偏偏在第五次围剿到来之前，能打胜仗的指挥员被调离了核心岗位。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党内领导权发生了重大变化。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支持下，迅速掌握了中央实权。
王明本人后来去了莫斯科，临走前把国内工作交给了博古。博古当时才24岁，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完全是靠王明的提携才上了位。两人的思想路线一脉相承。
1933年，临时中央迁入苏区。毛泽东被彻底排除在军事指挥岗位之外。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支持正确路线的干部，也遭到了打击。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让一些人头脑发热，觉得红军已经有实力跟国民党正面硬拼了。
这个判断，大错特错。
一条错误路线，差点葬送红军
1933年9月，一个德国人走进了中央苏区。此人叫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博古对这位洋顾问极度信任，直接把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了出去。
一个不了解中国战场、不懂中国国情的外国人，开始指挥几万红军的生死存亡。
李德在苏联学过军事，参加过欧洲的街垒战，搞正规阵地作战还有些经验。问题在于，中国不是欧洲，红军也不是拥有重火力的正规军。 红军的优势是灵活机动，劣势是装备差、没有飞机大炮。你让红军去打阵地战，跟有飞机、有重炮的国民党军队硬碰硬，这不是扬短避长吗？
偏偏李德就这么干了。"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是李德喊出的口号。 意思是在苏区边界就把敌人挡住，一寸土地都不能丢。
1933年9月25日，第五次围剿正式打响。国民党这一次动用了100万大军，其中50万直接扑向中央苏区。 蒋介石还请来了德国军事顾问团，专门设计了堡垒推进战术——每前进一步就修一座碉堡，步步为营，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
面对这种全新打法，红军最需要的是跳出包围圈，到外线去打运动战。 可李德下的命令恰恰相反：修堡垒对抗堡垒，搞"短促突击"。红军辛辛苦苦修好的工事，敌人飞机一轮轰炸就炸平了。 冲锋的时候，敌人机枪一扫，倒下一排。
第一个致命失误出现在1933年底。
当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事变，公开反对南京国民政府。这本来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蒋介石不得不分兵去对付福建，围剿中央苏区的压力一下子减轻了。毛泽东当时虽然已经离开指挥岗位，依然提出建议：红军应该趁这个机会主动出击，与十九路军形成战略配合。
李德拒绝了。 不光拒绝，李德还把十九路军当成比蒋介石更危险的敌人。红军非但没有东进配合，反而往西调，去进攻敌军的堡垒地带。 1934年1月，蒋介石腾出手来，迅速镇压了福建事变。打破围剿最好的窗口期，就这样白白错过了。
第二个致命失误，就是开头说的广昌保卫战。
1934年4月，国民党集中重兵进攻广昌。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丢了广昌，苏区就门户洞开。 彭德怀战前反复劝说李德：敌军火力太猛，我军装备太差，广昌守不住，不能死拼。李德根本听不进去。
博古和李德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死守命令。红军主力尽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全部投入战斗。 敌人的飞机大炮铺天盖地，红军战士只能靠步枪和少量迫击炮还击。打了18天，红军伤亡5093人，广昌还是丢了。 战后彭德怀怒不可遏，当面痛斥李德的瞎指挥。
广昌一战，"短促突击"战法宣告彻底破产。
第三个致命失误更离谱。1934年6月，敌军六路合围苏区。李德的应对方案是——也分六路抵抗。 本来就兵力不足，还分成六路，等于每一路都弱。整整一年的作战下来，红军没有取得一次像样的胜利。
到了1934年9月，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于都等几个县的狭窄地带。 在苏区内部打破围剿，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这条错误路线的代价有多惨重？红军从鼎盛时期的30万人，锐减到不足3万人。 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左右。除了陕北，各个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余人被迫撤离苏区，踏上了长征之路。
这里必须说清楚一件事。逼走红军的表面原因是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根本原因是党内错误路线导致的指挥失误。 同样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正确路线能四战四捷，错误路线让大好局面毁于一旦。
这条错误路线的链条很清晰：王明确立了路线方向，博古在国内负责执行，李德在军事上具体操盘。 三个环节环环相扣，把红军一步步推向了绝境。
绝处逢生
1934年底，红军在湘江遭受了长征以来最惨烈的一仗。 渡过湘江之后，出发时的8.6万人只剩下3万多。部队上上下下弥漫着一个疑问：照这个打法，红军还能走多远？
正是在这种极端危急的时刻，三副担架上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命运的事。
毛伟人在行军途中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张闻天和王稼祥也因伤病躺在担架上。三个人一路上不断交换看法，反复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真正原因。 毛伟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不在于敌人太强，而在于我们自己的军事指挥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王稼祥越听越焦急，对张闻天坦言：这样下去不行，应该让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指挥。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行至黄平。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一片橘林里头靠头躺着。 王稼祥问：红军到底要往哪里去？张闻天叹了口气说，现在没有明确目标，这仗这样打下去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打仗有办法。
这番话很快传开了。刘伯承、彭德怀等前线将领听到之后，都表示赞同。 大家形成了共识：必须开个会，解决军事指挥问题。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
博古在会上做了总结报告，把失败归结为两条理由：一是敌人太强，二是根据地支持不够。这两条理由站得住脚吗？
毛泽东当场反驳：前四次反围剿，哪一次敌人不强？照样打赢了。 根据地的老百姓对红军的支持，从来都是竭尽全力。问题不在外面，在我们自己的军事指挥上。
接着，毛伟人做了长篇发言，把错误路线的要害归纳为三条：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 这个分析切中要害，在场的大多数人深表赞同。
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明确提出应当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 王稼祥当场表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朱德、刘少奇、陈云、李富春、聂荣臻等人纷纷发言支持。
遵义会议做出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结束错误路线在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这里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细节。1934年10月，中共上海局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电台全毁，人员全损。 从这一刻起，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彻底中断了。
换句话说，当红军走上长征路的时候，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已经无法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了。 恰恰是这个看似不利的局面，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第一次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核心问题。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重大问题的起点。 从这一天开始，中国革命的方向盘真正握在了中国人自己手里。
毛伟人重新主持军事指挥之后，红军像是换了一支队伍。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个接一个的经典战例，证明了正确路线的巨大威力。
回头再看这段历史，有一个道理格外深刻：照搬外国经验行不通，教条主义行不通。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找到正确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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