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前宣称的“速战速决”，到如今调整口径称“局势进展或将远超我方时间预估”，甚至公开表示“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队介入”之际，特朗普当前的态度愈发显露出底气不足。
实际上，自美方参与对伊朗实施袭击行动后，伊朗随即发起报复性反击，当地时间3月1日晚间，以色列境内多处重要目标遭受伊朗发射的大规模无人机及导弹攻击，部分关键基础设施遭受精准打击并成功命中。
与此同时，美军在中东地区遭受袭击的军事基地数量已攀升至27处，随着伊朗报复性军事行动的持续升级与态势加剧，美国国内针对特朗普的批评声浪亦日益高涨，华盛顿、纽约等主要城市相继爆发大规模且持续性的示威抗议活动，部分示威民众公开呼吁特朗普下台，并直接指责其在执政期间忽视美国国家利益，过度偏袒以色列。
颇具讽刺的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去年在一档采访中，还嘲讽长期陷入中东是愚蠢的，而如今回旋镖完美回击到特朗普当局身上，要知道，针对伊朗领导层实施精准斩首行动并取得成功，并不意味着其政权更迭能够顺利实现；同样，对伊朗的导弹设施与核设施展开进一步军事打击，亦无法确保彻底消除其相关能力。
更为关键的是，即便伊朗的导弹储备耗尽，也不能就此判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随之丧失，亦不能认为其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会放弃对红海入口曼德海峡的封锁行动，若波斯湾石油航运通道与红海航运通道持续遭受封锁，极有可能迫使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至少是美国）不得不延长军事行动时间，进而陷入战略被动局面。
然而美国经不起拖，花钱不说，乌克兰冲突就凸显了美国在弹药储备方面的短板，其155毫米口径炮弹的供应难以支撑高强度持续消耗，而成本更为高昂的巡航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等尖端武器装备的可持续使用能力则更为有限。
此外，针对美国长期渲染的所谓“2027年台海冲突风险”，若美国在潜在的伊朗军事行动中过度消耗其弹药储备并加速武器装备的损耗折旧，那么一旦台海局势在2027年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美军或将面临关键武器弹药供应不足、作战能力受限的严峻挑战。
除去以上因素，就是特朗普的宣战权，根据最新情况显示，美国国会正推进一项有关战争权力的法案表决进程，该法案的核心宗旨在于对总统动用武力的权限加以约束。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前美国社会及精英阶层对于中东战争所持的普遍厌战态度已然成为主流社会认知。
回顾过往数十年，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地区的军事介入，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而且未能实现地区稳定，反而加剧了地区局势的动荡不安，并提升了恐怖主义滋生的风险。
鉴于美国国内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境与社会分裂等严峻挑战，任何可能将国家卷入新一轮中东全面冲突的决策，均会引发强烈的公众反对与抵制。
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推动限制总统动武权力的举措，表面上看似是对总统权力的制衡，实则是对国内普遍存在的“不愿再涉足中东大规模战争”社会情绪的顺应与回应。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已不具备冷战后期那种能够轻易发动大规模局部战争的国内社会基础与民意支持。
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石油运输的关键通道，其石油航运量的波动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毕竟美国本土页岩油产量充裕，且近期已恢复从委内瑞拉进口石油，其对波斯湾地区石油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
但是石油市场具有高度全球化特征，国际油价的波动往往具有传导效应，美国国内油价难以完全独立于国际市场走势。
油价的攀升虽可能为美国石油企业带来业绩增长，但对美国消费者而言，则意味着生活成本的增加与消费负担的加重。
而美国经济体系以消费为重要驱动力，而石油消费在其中占据核心地位，若通胀压力再度加剧，将直接抑制美国居民的消费能力，进而对就业市场、股市表现及整体经济增长产生连锁负面效应。
面对通胀挑战，美联储或被迫采取加息措施以抑制需求，但这一举措将同时推高消费者借贷成本及美国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将进一步加剧财政负担，在此背景下，美元信用体系正面临多重潜在风险，尽管无法准确预判触发美元信用危机的具体事件，但市场参与者普遍对此持谨慎态度。
至于特朗普后续会如何抉择，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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